1791年，在法国最宝贵的加勒比海殖民地圣多明各（Santo Domingo），数百名被奴役的人崛起。战争随之而来。在1804年导致海地共和国独立的战争中，弗朗索瓦·多米尼克·杜桑·卢维杜尔（Francois Dominic Dusan luvidur）从默默无闻中崛起，领导着自我解放军对抗英国、法国和西班牙不断变化的联军。一位传记作家写道，杜桑使他的对手心寒，“就像一棵高大而雄伟的树，当它生长时，会压倒所有的杂草和灌木。

现在，正如历史学家大卫·A·贝尔在《马背上的人》一书中所说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“革命时代”，把它看作是现代民主兴起的开端，我们还必须看看那些有魅力的伟人，他们是革命的原动力。像图桑这样的领导人因他们的武术而受到赞扬，这让人想起古罗马。自由民主的先驱者往往像独裁者一样统治，唤起公众的意志，为个人统治辩护和美化。

让我们从巴斯卡保罗开始，一场反抗热那亚人和法国在18世纪中叶控制他的家乡科西嘉的起义。贝尔追溯了这些开明的指挥官的血统。保罗在欧洲很受欢迎。他出现在书籍、歌曲和绘画作品中，主题从爱国主义到色情。在美国大革命期间，一些民间歌手为了满足公众纪念这位高大英俊的将军的需要，把保利的名字改成了乔治华盛顿。

随着欧洲及其殖民地的识字率上升，印刷文化也随之发展。虽然有人把“启蒙”看成是科学、世俗、和平的简称，但真正的启蒙却难以控制。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新艺术形式是小说，它使读者渴望看到权贵人物的秘密生活。詹姆斯·博斯韦尔是塞缪尔·约翰逊的传记作家。他最早以他的奉承保罗的传记而闻名，这本传记在欧洲和欧美殖民地广泛传播和翻译。贝尔认为，在最早的现代名人中，大众传媒创造了“骑马的人”。

名人不仅“像我们”，而且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。从军事胜利中获得的个人魅力有时会因公众的过度奉承而增强。华盛顿不愿接受他死后生活中的传奇。1800年，曼森·洛克·威廉姆斯出版了《华盛顿生活》，这是一本已经出版多年的乌托邦式传记。在威尔姆斯看来，华盛顿不仅是一个有着共同习惯的普通人，而且是一个“半神，他是议会中的阳光，或是战争中的风暴。像拿破仑和玻利瓦尔这样的领导人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公众形象。他们希望这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忠诚，也能带来崇拜。

科西嘉起义后，保利的名声被打破；乔治华盛顿从他的种植园退休；图桑和拿破仑死在监狱里。军事风格的魅力可能是慢性毒药。领导人和人民之间亲密的、有时是色情的身份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来维持。”“像我们这样的政府，”拿破仑说，“需要漂亮的行动，所以它需要战争。”1822年，在一个新共和国取得了十年的胜利之后，玻利瓦尔登上了基多郊外的奇姆博拉佐山。据说在那里，他遇到了时间的化身。当时间指责他虚荣心时，他回答说：“我在上面，我统治地球。”他的士兵变成了“勤劳的人，人民变得敢于行动。”。拿破仑需要一支军队来保卫他的国家；玻利瓦尔说国家就是军队。

民族独要付出代价的。许多在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仍在偿还债务。对于奴隶主华盛顿来说，美国白人的独立是建立在对非裔美国人的大规模奴役的基础上的。在自由的海地，年轻的民主被图桑对军队和国家的几乎绝对控制所侵蚀，并不断受到全国各地奴隶帝国的威胁。玻利瓦尔为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树立了榜样，给几代拉美民主国家带来了创伤。启蒙运动中帝国的遗留、印刷文化、技术改造和官僚机构的简化，不仅不能鼓励普通人，反而导致革命理想主义走向专政。